李文波：南沙守礁97個月
　　李文波：能受天磨為鐵漢
　　【頒獎詞】二十年堅守，你站成了一塊礁石，任憑風吹浪打。卻只能愧對青絲白發(fā)。你也有夢，可更知肩上的責任比天大。你的心中自有一片海，在那里，祖國的風帆從不曾落下。

　　【事跡】李文波，男，48歲，山東平度人，中國海軍南海守礁士兵。
　　李文波21歲畢業(yè)于中國海洋大學，當年入伍，三年后赴南沙永暑礁守礁。
　　20多年來，他先后29次赴南沙執(zhí)行守礁任務，累計守礁97個月，向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軍內(nèi)外氣象部門提供水文氣象數(shù)據(jù)140多萬組，創(chuàng)造了國內(nèi)守礁次數(shù)最多、時間最長、成果最豐的紀錄，受到了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度評價。
　　長期惡劣環(huán)境下的生活，李文波的身體大不如從前，風濕病越來越重，但他仍然堅持一次不落地守礁，還經(jīng)常頂替戰(zhàn)友。除了堅守崗位，李文波還不斷創(chuàng)新，為守礁工作總結經(jīng)驗，編寫教材。他設計出了南沙第一套水文氣象月報表程序，還編撰完成了《海洋水文氣象觀測教材》。
　　為了守礁，李文波虧欠家里太多。他新婚5天后回到南沙，20多年來，與妻子真正在一起的時間不到3年。2003年4月，李文波第一次回到老家，才知道母親已經(jīng)臥病在床3年， 2005年9月，母親病危，李文波回到老家陪伴母親僅十天，就接到執(zhí)行南沙守礁的命令，在前往南沙的艦艇上他接到了母親病逝的消息，一個人長跪在甲板上向北方失聲痛哭。
　　李文波說：“南沙守礁是我一生的榮耀，就算下輩子坐輪椅，也沒什么后悔的！”
　　高秉涵：執(zhí)著歸鄉(xiāng)的臺灣老兵
 
高秉涵：悲莫悲兮生別離
　　【頒獎詞】海峽淺淺，明月彎彎。一封家書，一張船票，一生的想念。相隔倍覺離亂苦，近鄉(xiāng)更知故土甜。少小離家，如今你回來了，雙手顫抖，你捧著的不是老兵的遺骨，一壇又一壇，都是滿滿的鄉(xiāng)愁。

　　【事跡】人物介紹：臺灣律師，老兵。1936年出生于山東菏澤。高秉涵的一生，凝聚了所有臺灣老兵經(jīng)歷的坎坷和艱辛，同時也見證了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溝通的一段特殊歷史。
　　初登央視演播廳，74歲的高秉涵顫顫巍巍。他說，腿腳還挺利落，只是實在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。從后臺走到舞臺中央，是一段起伏彎曲的布景橋，高秉涵卻把這看作黃河、長江，是任何一切能勾連起他對故鄉(xiāng)強烈思念的圖景。
　　家是什么？高秉涵說：“家就是這個曾經(jīng)再怎么努力都回不來的地方，但我從沒有放棄過努力！”60多年生活在臺灣，鐫刻在高秉涵腦海中的卻是另一個地名：山東菏澤。他出生在菏澤，在那兒度過了年少時光，菏澤才是他的家鄉(xiāng)。高秉涵想家，但也深知，對他這樣一個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“外省人”來說，通往家鄉(xiāng)的路意味著什么。
　　高秉涵不愿去回憶離開母親、離開老家村莊的清晨，可那個清晨總會從記憶中清晰地跳出來。1948年，山東菏澤處于國共兩黨“拉鋸區(qū)”，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，母親宋書玉告訴他，“因為你父親是國民黨”。
　　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(xù)向長江以南撤退時，宋書玉將曾經(jīng)參加過“三青團”的兒子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“流亡學校”。在兒子高秉涵的印象里，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母親幾乎沒經(jīng)歷過團圓：兩個女兒在抗戰(zhàn)初期外出求學沒了音信，而后丈夫死了，又決定讓兒子離開。少年高秉涵用了6個月，穿越6個省份，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，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班船。數(shù)十年后，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，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乘坐的，是那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，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。而半個月前，在遙遠的北京，新中國宣布成立。
　　對所有從各個港口逃至臺灣的人來說，回家是最迫切的夢想，可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未能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。其中一人，甚至被高秉涵宣判了死刑——1963年，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(yè)后，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，“金門逃兵”是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。
　　那個“金門逃兵”的家就在對岸廈門，他本是漁民，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，在一次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到了臺灣。碰上天氣晴朗時，隔著并不寬闊的海峽，一眼就能看到家鄉(xiāng)，他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游回家。他偷偷搞到一個汽車輪胎，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，游了整整一夜。天快亮時，他到岸了。海水沖澀了眼睛，他尚未看清便舉手大喊：“我是從小金門逃來的，沒帶武器！”可沒想到，他游了一整夜，最終卻游回了金門海岸。一星期后，這個因“回家”獲罪的“金門逃兵”被處以極刑。高秉涵哭得難以自已，他對這份即使拼掉性命也要回家的心情感同身受。
　　高秉涵曾想過各種辦法聯(lián)系母親。1979年，大陸與臺灣尚無法通信，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，就寫了“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”，收信人是母親“宋書玉”。不長的信中，他寫道：“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，就是為有朝一日能再見到我娘一面，絕不會像兩個姐姐一樣，在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時，就生死不明……娘，我會活著回來！”高秉涵不知道，在海峽這頭，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去了延安，當上了共產(chǎn)黨干部，在他踏上逃難路那年才第一次回家。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，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。等待終于耗盡了她的全部生命，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，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……
　　如今，兩岸已經(jīng)開通直航，回家不再如先前那般艱辛。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(jīng)戰(zhàn)火和逃難來到臺灣的同鄉(xiāng)，組成了“菏澤旅臺同鄉(xiāng)會”，高秉涵來臺時年齡最小，在同鄉(xiāng)會里最年輕，被推選為會長。他視每一個同鄉(xiāng)為親人，雖已無法再見母親，他卻盡力幫每一個同鄉(xiāng)與親人團聚。74歲高齡的他，仍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伴想要回家的同鄉(xiāng)一起返鄉(xiāng)。
“我答應過他們，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，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。”對每一個希望魂歸故里的鄉(xiāng)親，他都會親手帶上骨灰壇，站到菏澤老家的村頭，完成骨灰主人生前的愿望。